一边要控制通胀，一边还要防止经济大幅减速———中国经济在新年伊始便遭遇了”熊掌与鱼”的政策取向之争。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昨天在介绍2007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中国密切关注美国经济走势、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是否调整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经济状况。

　　专家建议，今年中国经济调控的两大主题应是“外紧内松”，即全球经济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国内调控政策或可有所缓和；以及“前紧后松”，即在上半年先继续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下半年或可相机降低调控力度。

　　“从紧”现松动信号

　　“今年中国经济很可能陷入‘滞胀’的尴尬境地，即GDP增速在美国经济萧条的影响下放缓甚至大幅放缓，而CPI增速却继续处于高位甚至爬升至5%以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室主任彭兴韵昨天向早报记者担忧地指出，而这一复杂的经济形势将在极大程度上考验监管层的调控智慧：“如何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互动，兼得高经济增速与适度通胀”。在全球为次贷危机焦头烂额之时，中国昨天公布的2007年GDP和CPI等重头经济数据令市场更加关注。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07年GDP达24.6万亿元，同比增11.4%；全年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高3.3个百分点。

　　“我们非常关注美国经济的走势，及其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谢伏瞻昨天表示，美国和中国都是这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所以美国经济减速无疑会对世界经济的走势产生负面影响。对于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关键的问题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底有多深，持续时间有多长？

　　谢伏瞻强调，对于美国经济的走势，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关注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关注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要着力于解决中国经济自身所存在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

　　“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尽可能地减少美国经济减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谢伏瞻的这一表态昨天引起了市场的猜测，中国可能“相机”对从紧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进行一些松动，以应对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但谢伏瞻同时也强调，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一个“总的指导思想”。

　　谢伏瞻指出，对于短期的汇率政策、利率政策，都需要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时段，经济运行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以及世界经济的变化来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中途”调整早有先例

　　当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定调从紧货币政策之时，中央政府决策仅仅需要立足于国内的通胀风险。当时，全球经济环境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美国次贷危机似乎也有偃旗息鼓之势。2008年的中国经济本应是一个“外松内紧”的形势。

　　然而，2008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周，在花旗与美林接连曝出巨额次贷亏损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却遭遇了多年罕见的巨幅波动。金融大鳄索罗斯甚至称，“这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联储本周也出乎意料地一口气将利率降了75个基点。

　　“美国经济面临的衰退风险将使中国政策制定者要严肃思考是否对从紧的调控政策有所放松。”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向早报记者表示。

　　王庆指出，虽然政府不会正式宣布中止现行紧缩政策，但是，政府的政策语调将在近几个月内有所缓和，直至年中时静静地回复到较为温和的姿态。

　　“如果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继续执行激进紧缩的调控政策，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滑向经济硬着陆。”王庆警告称。但他也乐观地表示，鉴于对相信中国政府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信任，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只有5%。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也向早报记者表示，从紧货币政策可能存在一些副作用，“如果次级贷危机进一步深化，明年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大滑坡，中国经济将难以独善其身，到时候再加上国内从紧货币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骤然变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今年的经济与调控形势让我想起了10年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室主任彭兴韵向早报记者回忆称。

　　1997年时中国经济也出现了过热的端倪，为此中央也启用了从紧货币政策，“但谁想到，同样是因为国际环境，之后便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一下子从过热变为了缺乏动力，货币政策在1998年也一下子降调为稳健，连适度从紧都跳过去了，财政政策也从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所不同的是，目前国际环境面临的是次贷危机升级的威胁。”“如果今年全球经济果真步入萧条，中国宏观政策出现10年前一样的微调甚至转向都是可能的。”彭兴韵表示。

　　彭兴韵指出，在具体执行上，从紧的货币政策很难一以贯之于今年全年，“所不同的是，以前是先松后紧，今年可能是先紧后松”，必须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保持弹性。

　　“滞胀”阴影突现

　　花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昨天向早报记者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实际上在做一道难以抉择的选择题———如何在控制通胀与确保GDP增长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事实上，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央行选择继续大幅加息这样的从紧货币政策，那么即使控制住了通胀水平，那么经济增速很可能在“内外夹击”的影响下出现大幅减速；但央行如果选择较温和的调控政策，经济增速很可能是保证住了，但通胀很可能又由此飙高。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今年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很大，即经济增速在下降，但通胀水平却在上升。”彭兴韵警告称。

　　沈明高表示，一旦美国经济大幅放缓，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必将随之降温，导致中国出口放缓，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的通胀形势产生抑制作用；然而，考虑到美联储大幅降息以及白宫降税，美国经济将得以被注入大量流动性，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中美利差倒转的情况下可能进入中国，从而推升通胀水平，“最关键的是，后者的通胀的影响力度要大于前者。”沈明高称。

　　彭兴韵也表示，考虑到能源价格的高企，国际农产品库存率不高以及美元流动性的放大，今年即使经济增速下行，通胀也很难下降。

　　“增长速度如果出现缓慢或适度回落的话，我想也应该是我们所期望的。”尽管谢伏瞻昨天如此罕见地表示，但沈明高认为，即使政府把通胀放在首要目标，所基于的前提也是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一旦GDP增速万一出现拐点，乃至影响到了就业水平，中国政府所面对的抉择就更加难以取舍”。

　　记者观察

　　“从紧货币+积极财政”或是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