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股市暴涨暴跌，幅度之大，超乎许多投资者想象。昨日公布cpi数据之后央行随即宣布调高存款准备金率0.5%，这是今年来第三次动用的紧缩措施了。面对如此多的利空，市场上救市的呼声很大。当然，在暴跌中，市场也不可避免的产生许多疑问：到底是谁在如此疯狂的打压股市，是不是背后存在不为人知的“阴谋”等等，市场需要冷静，需要理性。

　　目录

　　救市论

　　救市论暗含两前提：政府可以干涉,市场已入危险期(本页)

　　救市论战背后的逻辑误导

　　打压论

　　不当打压股市应该检讨反思

　　樊纲：大小非解禁是打压指数的最大利空

　　阴谋论

　　A股市场为何从不缺乏“阴谋论”

　　呼唤理性

　　理性看待当前市场的大幅波动

　　谁在“非理性恐慌”

　　恐慌是股市非理性下跌的理性反应

　　建议

　　尽快完善市场制度 治理股市大起大落

　　应治理大机构借趋势投资“掳财惑市”

　　正文

　　

　　救市论暗含两前提：政府可以干涉,市场已入危险期

　　■“救市论”暗含两个前提:其一，政府可以对股票市场进行干涉；其二，股票市场已经步入了危险期。

　　■当周小川强调“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制度意义上的保护。问题是，在那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没有建立之前，是否应该有结果意义上的保护？

　　“救市”成了个大箩筐

　　在我太太眼里，刚过两岁生日的儿子简直是个语言大师，因为他会自己造词儿。比如，吃饭前坐稳自己的餐椅后，他会挥舞着双手大喊“红黄红黄”。那是他在要自己的专用勺子: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黄色的。得到勺子之后，他会接着喊“啊欧啊欧”。那是他要看儿童节目《天线宝宝》，《天线宝宝》中的小主人公们经常会发出“啊欧”的惊叹声。

　　哲学家把他人难以理解的语言叫“私人语言”。语言是用来沟通的，你的话就你自己能懂，沟通自然会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小孩子用“私人语言”，成年人其实也没少这么干。事实上，依照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兹的看法，人类大部分的争论都是由于语言问题而导致的。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设计一种如数学一般精准的“人工语言”，当人们有了分歧的时候，不要再用日常语言争个耳红脖子粗的，而是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用“人工语言”如算数学题一般地算一算，自然就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顺便说一声，这就是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计算机之思想起源。

　　随着股票市场从六千多点的高位跌至三千来点，不断有关于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正反双方激烈辩论，甚至人身攻击都使出来了。

　　在这么激烈的争论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少语言问题。表面上看，大家谈的好像都是“救市”这同一个事儿，其实，这个“救市”就像个大箩筐，什么都往里装，而且常常出现各说各的，把个“救市”问题弄得复杂了许多。

　　跟前几年曾经有过的几轮“救市”大讨论一样，此轮讨论中，有“海龟派”和“土鳖派”之分，也有“实战派”与“理论派”之别。

　　我们现在就坐下来，把装在“救市”这个筐里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倒出来，把“救市”这个“私人语言”换算成更为精准的“公共语言”，然后再看看大家争论的究竟是什么。希望这项工作能对进一步的讨论有帮助。

　　首先，“救市”的“救”本身就不止一个意思。《广雅》对“救”的解释是“助也”；而《说文》对“救”的解释则是“止也”。而“止”本身是个象形字，《说文》说它的意思是“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

　　现代汉语多在“给予帮助，使脱离危险、解脱困难”、“使安全”的意义上使用“救”这个字。这样看来，“救市”的意思就是帮助股票市场、使其摆脱危险而安全起来。

　　首先，仅从字面上，我们就发现，“救市论”暗含两个前提:其一，政府可以对股票市场进行干涉；其二，股票市场已经步入了危险期。

　　“站队”的意味似乎超过了争论本身

　　两派在这两个前提上的争论非常激烈。

　　先说政府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两派的立场迥异。正方无一例外地主张中国政府应该也有必要干涉股票市场。首先，他们会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在建立之中；其次，他们会举例说，即使远较中国更为“市场经济”的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频出各种政策，惠及股市)和中国香港地区(1997年政府直接入场买股票)都会干涉股市。

　　反方对此则不以为然。如反方代表人物许小年说，“美联储近期的一些政策是针对实体经济的，另一些是救市，我并不认同这些的救市的行动”(引自搜狐网对许小年的采访《许小年:没有危机，何谈救市？》)。另外一个反方代表胡舒立在《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中更是明确地说，“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比许小年更为决绝的是，胡舒立甚至根本就否认美国政府有意救市，并且强调，对于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至今仍被指责‘靠华尔街太近’，颇存争议”。

　　对于信奉“原教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来说，政府的角色是裁判员，市场交易双方像踢球的，允许政府干涉市场就像是裁判可以吹黑哨，这个绝对不可以。“自由市场经济”是个舶来品，“原教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更多有海外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反方代表，包括胡舒立、许小年、谢国忠等人，皆为“海龟派”。而“救市派”，如刘纪鹏、贺强、吴晓求、水皮等则属于“土鳖派”。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正方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市场的参与者，比如贺强明言自己清仓了，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股市的直接参与者；刘纪鹏名下有一间咨询公司，承揽上市公司股改、融资等业务。正方的这种骄傲暗含着这样的意味:自己直接参与股市，了解情况，所以对股票市场更有发言权，而他们的对立面则由于缺乏对中国股票市场来龙去脉的了解，所以空谈理论。反方也很骄傲于自己不直接参与市场，他们的骄傲在于，由于没有利益相关，所以他们对股票市场的看法更为清醒。比如，胡舒立就不炒股，并在《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中明确地说，“救市派”中有不少人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鼓吹救市的目的乃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

　　在这个意义上，在“救市”问题上，站队的意味颇为浓厚。